今天的大学课堂一片沉默，“0”人抬头，以致老师们要使劲浑身解数，用热点甚至脱口秀来博一个回应，校方为了禁止同学打游戏，愚蠢到使用360度监控摄像头。与之相比，一九六八年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概论课堂上的气氛完全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可是作为老师的阿多诺内心同样是无比苦涩的。当时的科学与大学亦深陷于危机之中，他的课堂恰恰是一种具身化反抗，希望以批判性理论为思考和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留出一些空间。时移世易，阿多诺面对的问题和关于自由生活的言说却并未远去，这也是作者要进行这样一场隔空对话的原因。

　　布鲁诺·鲍威尔是19世纪德国思想家，只是长期被中文世界忽视。但如果把他置于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施米特的思想谱系之中，可以生动呈现一个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人，是如何转向成为关注地缘政治、对世界政治与文明命运深刻观察的思想者的。 在刘小枫看来，鲍威尔的思想价值正在于其“游击”性：他既深度参与时代核心论争，又始终与各种主流保持批判距离。他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必将到来、欧洲文明面临内部衰竭与外部挑战的预警，以及将基督教起源视为一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解读，都显示了一种穿透历史迷雾的洞察力。卡尔·施米特称其为“深藏不露的游击队员”，其思想“核心要义因此而变得难以辨识”。

　　罗志田曾言：新名词涌入的清季民初是一个典型的“名相模棱”的时代。很多时候新名词并不能恰切地表达它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实际的所指，严复对此显然有所觉察，他将孟德斯鸠的名著翻译成《法意》（《论法的精神》），并注意到了“法”字之歧义，特别强调“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本文突破法律东方主义的窠臼，通过分析严复所标举的与西法对应的理、礼、法、制四字含义及民间法系统，来证实被长期忽视的中国传统社会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从王国维到张光直：三代“因革”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演进

　　关于殷周之变，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张光直则认为“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变体”，中国文明是“强连续性”的演进模式。两种说法是否有冲突呢？张国刚的文章从孔子的“因革”观说起，并具体解读了“西周模式”对“夏商模式”的制度创新与理念重塑，从而理解了三代文明的变革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新生。从王国维到张光直，不同时期学者对殷周之变问题的考察与发现，共同构成了中西文明早期的根源性异质特色的完美阐释。

　　明代宫廷有没有“蒙古性”，这在西方汉学界是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以鲁大维为代表的学者，就有“成吉思汗叙事”的概念，探讨明代早期皇权如何在全球史视野下回应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而作者郑德长对此问题，更愿意将明朝置于“后蒙古时代”的欧亚大陆语境中，挑战传统以“朝贡体系”或“华夏中心”为主导的历史叙事。他并未止步于引介西方理论，而是在比较中提出独立见解，指出明朝对蒙古遗产实为“消解”而非“拥抱”，近乎今天网络中的“学你、像你，就是为了打败你”。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产业招商/厂房土地租售：400 0123 021
或微信/手机：13524678515; 13564686846; 13524678515 
请说明您的需求、用途、税收、公司、联系人、手机号，以便快速帮您对接资源。 
长按/扫一扫加葛毅明的微信号

扫一扫关注公众号